北京57万创业青年调查：最赚钱的不是互联网

 “创业”，无疑是时下最火的一个词，而首都北京更是创业青年云集之地。无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，还是三里屯SOHO的写字楼隔间，乃至你可能路过的某个肉夹馍摊位，都涌动着蓬勃的创业热情。或许你已经对诸如互联网思维、90后CEO（首席执行官）等词语耳熟能详，但是你是否了解：北京的创业青年到底有多少人？他们的创业项目集中在哪？什么行业创业最挣钱？创业者的收入又如何？

　　首次完整披露的《北京市创业青年群体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或许能够回答这些问题。这份由团北京市委主导的调查历时一年多，对全市工商注册登记5年以内、年龄在18至40周岁的57.15万创业青年（数字截至2013年年底）进行了系统的抽样调查。

　　这份基于工商数据资料、1 916份调查问卷和100人次访谈的报告，让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典型北京创业青年的面貌：他应该32岁左右，毕业4到7年后开始第一次创业；他有超过六成的可能从事的是批发零售等服务行业，超过两成的可能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；他的收入并不高，没房没车是大概率事件，他认同“奋斗成就人生”，还在为个人生活和企业发展而努力。

　　7个聚集过万创业青年的街乡

　　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级都市里，算得上创业青年“据点”的街乡镇共有7个，分别是朝阳区的建外、三里屯、望京街道，海淀区的中关村、上地街道，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和昌平区的回龙观镇。《报告》的数据显示，以上地区创业青年的人数都超过了1万人。而在北京各区县中，朝阳创业青年人数达到13.92万，海淀有9.86万人，丰台也有7.78万人，明显高于其他区县。

　　团市委创业青年调研团队专家组成员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平青表示，这些聚集区与全市经济产业园区和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一致，多受产业特性、相关政策和历史原因的影响，“例如中关村就聚集了大量的信息产业，有聚集效应”。

　　刘建强就很喜欢自己位于中关村西区鼎好大厦8楼的办公室。这是一个名为厚德创新谷的创业孵化器，3 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里，分布着30多个创业公司，不定期会有投资人来考察项目。在他们的楼上，是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。而走出鼎好大厦，沿北四环往西走不远，就到了去年6月刚刚更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。晚上没那么忙的时候，刘建强常会溜达到那儿，参加3W咖啡或者Binggo咖啡举办的各种创业沙龙，或者跟投资人聊上两句。

　　选择办公场地时，刘建强曾经犹豫过，公司是随便租一个商住两用的民居，还是到中关村找一个孵化器。可跑了几次中关村以后，他没再犹豫，因为周边环绕着创业者、投资人，让他“更有创业的感觉”，也“更方便”。

　　身处在一群创业者中，刘建强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创业的氛围。入驻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同在一个办公区的公司，有的被大公司作价千万元收购，有的成功地拿到了B轮融资，也有的烧完了钱还是没有找到盈利模式，最终黯然离场。这让今年32岁的刘建强时刻提醒自己要更努力地奋斗。

　　某种程度上，刘建强跟报告中的典型创业者很像。报告显示，北京创业青年的基本结构为，男女比例约3∶2，非京籍占55%，主要集中的三个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（42.6%）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（20.96%）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（14.2%），平均年龄为32.25岁，平均初始创业年龄为27.80岁，大约在大学毕业后4～7年才投身创业，毕业即创业的比例不高。

　　河北人刘建强目前的创业项目是一款预定运动场馆的手机App“E运动”。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催生的创业热潮中，手机App无疑是资本市场的宠儿。在前一份工作中，刘建强对接的就是一些App的推广业务，这也让他更能体会到移动互联网的魔力。去年6月，他最终决定辞职，离开年收入50多万元的广告公司，开了自己的公司，每个月领着公司最低的5 000元工资，他的理由是，“到了这个年纪，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”。

　　算起来，刘建强是在毕业后的第九年才踏上自己的创业路，相比平均初始创业年纪显得大了一些。而《报告》也指出，如今北京创业青年有年轻化的趋势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90后CEO开始频繁见诸媒体。刘建强说自己很羡慕当下的年轻人，“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”。

　　六成创业为“自我就业式创业” 集中在批发零售和服务业

　　跟直接从事手机App开发的移动互联网行业比起来，31岁的北京大兴区大学生村官李彪开的那家经营国内旅游、出境旅游、汽车租赁等业务的“北京福地青云旅游有限公司”显得有些传统，但李彪觉得这种传统服务业“机会多”，而且“自己喜欢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李彪的选择仍是北京创业者的主流选择之一。《报告》显示，与传统上认为创业大多集中于高精尖行业不同，北京青年创业有近一半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，有约24.37万人，占全体创业青年的42.6%；而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创业青年则有8.13万人，占全体创业青年的14.2%，即接近六成的创业青年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。

　　刘青平教授表示，调研反馈的结果显示，大多数创业者实际上是属于“自我就业式创业”，而零售批发及服务业门槛更低也更传统，所以有更多的创业者聚集。

　　李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兴小伙，2007年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做大学生村官。他的第一次创业就很“传统”，那是在他大三的时候，还在当学生会主席的李彪把同学借了个遍，凑足8 000元买了一辆19座的红叶客车，开始做汽车租赁。他载着客人跑遍了附近的十里八乡，还一度跟驴友穿越过无人沙漠，因为赶上旅游旺季，没多久李彪就回了本，还买了新车，生意越做越大。

　　不过，因为缺少管理经验，租赁生意总是出一些意外，后来李彪就停了这部分生意，转而承包了一家旅行社。

　　2012年，同镇的东辛屯村着手打造“民俗旅游文化村”，因为有做旅行社的经验，李彪被调了过去，协助东辛屯村的旅游开发和管理。也是同一年，李彪觉得这是个机遇，于是开了一家旅游公司。

　　那时候，李彪每天一边要忙着跟村民沟通文化村的改造，一边要管理公司。为了新公司，李彪押上了自己的房子、车子乃至土地，每个月要还4个银行的贷款，“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”。

　　最初要村民开户接待游客，没人愿意，最后只能先由6个老党员带头开户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民俗村项目很快就获得了成功，“开业后手忙脚乱，因为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”。如今的大兴青云店镇东辛屯村已经成了旅游热点，日均接待游客300至1 000多人次，并解决了本村100多人的就业问题。而李彪的旅行社2014年的全年产值也做到了950万元左右，“基本走上了正轨”。

　　最挣钱和最有潜力的

　　约30%有盈利，约40%收支平衡，约30%没有盈利，这是这次调研给出的北京青年创业绩效的基本状况。

　　这其中，盈利丰厚的约占3.8%，难以维系的则占7.3%。什么行业最挣钱？答案是房地产业。《报告》数据显示，房地产业盈利丰厚的比例高达21.05%。相比之下，排第二的是住宿和餐饮行业，但比例仅有8.51%，还不到房地产业的一半。

　　在各个行业中尚未盈利比例最高的，是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这个包含了互联网信息服务、计算机信息服务等门类的行业，未盈利比例达到36.67%。不过《报告》也指出，该行业中有很多是投入期长、收益期滞后但发展潜力巨大的高新技术企业。

　　某种程度上，房地产和互联网分别代表着当下和未来的行业，37岁的孙鸿飞正试图打通两者，而他的创业经历也正恰巧对应着两个行业的特点。“传统的房地产中介业的人工成本、店铺成本都很高，中介费也很高，讲究一口吃个胖子。”孙鸿飞说，“我们现在是走线上，中介费低80%，剩下的20%也都给经纪人，我们收一笔3 000元的代办费，其实是一种互联网思维。”

　　孙鸿飞2003年年底就进入了北京房地产业，那是北京房价暴涨的前夜，孙鸿飞被母亲领着到了舅舅开的房地产中介公司鸿基建业入了行。最初他很抵触房地产中介，觉得都是黑中介，在公司待了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干。舅舅没办法，只得让孙鸿飞先自己找个公司感受感受，孙鸿飞于是去了当时的第一大中介中大恒基。

　　在中大恒基，孙鸿飞很快成了片区的销售冠军，他说自己喜欢上了那种帮别人选房子、成家的感觉，每个月的提成也有一两万元。没多久，孙鸿飞回到了鸿基建业，最初他被派去负责新开的两家门店。那正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的时期，因为信息不对等，很多中介可以吃差价：卖方想30万元卖，中介就向买方开价35万元，差价就进了中介的口袋。

　　孙鸿飞则重点开辟了另一种方向：直接吃下卖方的房子，然后自己再转手卖出去。孙鸿飞说自己的策略很成功，“不到一年，那个区域我们一家公司的营业额就是其他十几家公司的总和。我们坐在公司里，就有大量的房源送上门”。

　　没多久，孙鸿飞全面接手了公司的管理，也成了股东之一。“盈利丰厚”的房地产行业让孙鸿飞先后买了4套房，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。

　　2008年，北京房地产价格动荡，孙鸿飞觉得传统的地产中介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离开鸿基建业，成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新中介公司丁丁置业。他试图走拼服务、口碑的中介道路，但在链家、我爱我家的夹击下，大量扩张的门店没能带来相应的效益，过高的运营成本反而拖垮了自己。

　　2012年的时候，孙鸿飞卖掉了自己在北京南五环的最后一套房子，没过多久，他关掉了所有的店面，宣布自己在房地产业的第二次创业失败。

　　这次失败让孙鸿飞反思了半年多的时间，最后他觉得，传统的中介模式还是有问题，“租金、人力成本都太高，一旦市场波动就很不稳定”。

　　他现在做的美宅网，则是希望去掉租金、人力成本，做一个房产中介的淘宝，网站只是一个平台，负责业务代办和监管。孙鸿飞坦言，虽然还没正式上线的美宅网也已经有了盈利，但互联网行业肯定是要用钱来换时间，大规模推广需要更多的钱和互联网资源。

　　“3 000元的代办费当然只是一个基础，只要站住市场，房地产金融产品也会是一个盈利点。”孙鸿飞说，“互联网的想象空间很大。”

　　赵晓朴第一次创业的原因很简单：他实在无法在一个暮气沉沉、一眼望到头的单位待下去，他想要奋斗。

　　那是2009年，父母托关系给赵晓朴找了一份某中央媒体下属广告公司的实习工作。第一次来北京的赵晓朴，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来源于那部热播电视剧《奋斗》，他觉得自己该像主角们一样大干一场。可在那个托关系才能进的公司里，他失望地发现，工作的日常就是上班、闲聊、喝茶、看电视、发呆、下班。

　　赵晓朴决定离开那份让旁人羡慕的工作，开始“创业”。“我觉得离开这么牛的一个平台，只能干一件更牛的事儿才能说服我父母，那就只能创业了。”赵晓朴说，“其实那时候创业这个词还不火，没人说我创业了，就说我自己干了。”

　　这和《报告》的结论一致。调查显示，北京青年在创业动机上的“生存型”特征并不突出，对财富积累和把握命运、成就人生的愿望更为强烈。在创业动机中，追求个人财富的占30%，希望把握自己命运，决定自己生活的占29.6%，实现一定成就，证明自己能力的占14.6%。

　　那时候微博还没出现，广告业里最火的，还是电梯门上的小广告。赵晓朴思来想去，觉得小区门禁的车栏杆也可以像电梯门那样做广告，并且没有门槛，于是说服一位朋友投资，自己技术入股，干了起来。

　　那是一段很奇异的生活，当周围的同学每天都在睡懒觉、打魔兽世界的时候，住在700元一个月的地下室的赵晓朴每天早早起床，上午提着香烟去跟小区物业套近乎，谈合作，下午接客户的订单，晚上九十点回到家开始设计广告的样式，搞到半夜一两点。

　　最初赵晓朴每个月只有2 000元的底薪，到那一年年底分钱，他发现卡上的数字从5位数很快变成了6位数，到毕业的时候，卡上已经有了大几十万。习惯了2 000元生活费的日子，赵晓朴还不能适应银行卡里的数字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还是住在地下室。

　　毕业以后，赵晓朴的“广告事业”进入了瓶颈——他想正式成立一个公司，可手续太烦琐，需要很多审批手续，业务上客户的要求也越来越多，赵晓朴最终放弃了这份事业，去一家广告公司做了白领。“那时候有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，不是遇见问题解决问题，而是算了，反正我也有钱了。”

　　工作没几年，赵晓朴又被自己的客户拉出来创业了，做了一款手机没有成功，现在的项目则是一个互联网白酒品牌——“燃点白酒”。

　　最初跳槽时，赵晓朴还只是给对方打工，本来约定先一个月拿5 000元钱，等公司过了困难期，再提到1.5万元左右。可公司一直没能挺过困难期。后来项目做到一半，大老板撤了，赵晓朴和几个朋友觉得就这样放弃不甘心，接下了公司的盘子，自己技术入股成了老板，仍然是每个月领着5 000多元的工资。直到业务上了正轨，赵晓朴的收入才略有上升。

　　实际上，创业青年的收入普遍不高。《报告》显示，大多数青年创业者月收入集中在6 000～12 000元，以租房为主，自有住房比例为37.2%，23.3%的创业青年的居住条件为合租，仅35.7%的创业青年较多使用的出行方式为私家车，“有房有车”依旧是许多创业青年的梦想。此外，调查还显示，创业青年的平均收入在前4年的增长率为7.60%、5.05%、31.77%，即在经历3年的积累后，收入开始提升。

　　不过，经历了这么多，赵晓朴并不过于关注钱的事儿。2013年年底，在上一个项目失败时，赵晓朴当年大学创业挣下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几个合伙人一度聚在一起，讨论大家是不是该各自散了，去找份安稳的工作，“按照我们的资历，找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难”。

　　赵晓朴觉得，创业这个事情不只是赚钱，更关乎价值观。团队最终选择白酒，是觉得互联网改变了这么多行业，为什么白酒业没有什么变化。他们希望让白酒更现代，更有设计感，把白酒做成一款文化产品，“做一件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，这件事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，同时你还能挣钱，这才叫创业”。

　　本文摘自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《中国式奋斗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。